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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罗·波蒂切利|阿比·瓦尔堡

批评·家| 院外 2022-10-04


瓦尔堡研究波蒂切利的博士论文于1893年出版,五年后,他再次回到波蒂切利,发表了本期推送的短文《桑德罗·波蒂切利》。在19世纪以前,波蒂切利仍是默默无闻的“二流画家”,直到被前拉斐尔画派重新发现,再经由瓦尔特·佩特的《文艺复兴》一书,成为文艺复兴早期艺术中天真的拟像。瓦尔堡撰写本文时,刚与新婚妻子定居佛罗伦萨,他发现周围“有教养的游客们”更愿意追随唯美主义的感伤修辞,将波蒂切利奉为“敏感忧郁”的化身。在这种宗教式的凝神观望中,瓦尔堡看到了个体的生命表达被集体行为终止甚至静止化的危机。佩特塑造的波蒂切利形象是本文首要打破的神话,从佩特引用的波蒂切利画作中,瓦尔堡看到的是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面临的两难困境:如何将虔诚的信仰与世俗化的异教激情合而为一。在他看来,波蒂切利的《尊主颂》和《春》给出了解决难题的方案。于是,瓦尔堡博士论文中对波蒂切利“太过顺从”的判断在文中有了一次辩证的反转,艺术家对文本的顺从并非性情使然,而是为了更大的野心:召唤出宁芙,激活古代图像中的生命记忆。布克哈特对历史连续性的想象在瓦尔堡这儿被转换成了激情表达的视觉延续,如果说奔跑中的宁芙象征了佛罗伦萨艺术在文艺复兴早期的破茧重生,那么,拉奥孔母题则是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艺术再次抛却主体意志的时代症候——集体狂欢中的献祭精神。本文试译自瓦尔堡英文选集The Renewal of Pagan Antiquity,1999年版。
古代作为均衡和克制之美的源头是我们自温克尔曼以来熟知的古代的标志性影响,相较而言,这在十五世纪后期并不是很重要。

文|阿比·瓦尔堡(1866年6月13日-1929年10月26日)    
试译|郑小千    责编|XQ
专题主持|XQ|专题目录详见文末
桑德罗·波蒂切利|1898
本文4500字以内
桑德罗·波蒂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眼和手具备了佛罗伦萨一名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天生的饱满和敏锐的精确;但桑德罗的现实感有别于弗拉·菲利普(Fra Filippo)、韦罗基奥(Verrocchio)、波拉奥洛(Pollaiuol)这些同代前辈,那不过是抵达目的的一种手段:表现人类的激情生命(emotional life)从忧郁的静止到激烈躁动的整个循环。
 
今天的艺术爱好者热衷以真挚的理解,徘徊于令人愉快的忧郁暮色中。然而,若想获得他作为艺术家的心理学解释,哪怕不愿沉湎于桑德罗的艺术性情,也得跟着他进入日光普照的作品中,它们记录了激烈又富活力的灵肉生命;同时,还要追溯他所跟随的错杂路径:作为佛罗伦萨文化圈温驯的图解者。
 
1481年,波蒂切利三十五岁,受召去罗马装饰西斯廷礼拜堂,和同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进行竞争;这为调查桑德罗“人生过半时”的职业生涯创造了一个适当的切入点。桑德罗年轻时可信的作品几乎没有留存下来,我们甚至无法得出他早期风格的模糊概念(1475年以前)。相比之下,1475年至1480年之间的系列作品,倒代表了波蒂切利全面的技能、对概念的探索和观念来源。
 
特别是其中的两件作品:乌菲齐的《书写圣母》(the Madonna Writing)圆形画[所谓的《尊主颂》(Magnificat)]和《维纳斯王国》(the Realm of Venus) [ 即《春》(Spring)],它们证明桑德罗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方案,来解决文艺复兴早期两种截然相反的艺术难题。在一件作品中,他为宗教画创造了一种新的再现方式,这是意大利艺术从一开始就念兹在兹的主题;在另一幅画中,他成为第一位在纪念画中捕捉新观念的画家,而后这些新的观念浮现出了古代的万神殿。
尊主颂|波蒂切利|1480-1481

让我们先来看《尊主颂》。玛丽亚的膝盖上坐着小基督,一位小天使为她捧着书,还托着书写工具,她在书里写下了献给主的赞颂词,而主已为自己谦卑的女仆加冕(路加福音1:46)。当她为了写下最后一行字而移动笔时,小基督的手搭在她伸长的手臂上,指向《尊主颂》里的话;与此同时,小基督抬头看向圣灵发出的荣光和圣母头上的王冠,两位天使手托王冠,隆重又具象征意味地确认了她的晋升。
 
画面的构图和类型(types)表明,这是桑德罗第一次尝试圆形画。画作的圆环外形不再像弗拉-菲利普的画那样,只是透过圆窗的幸运一瞥;画框的外形重复着玛利亚姿势中的谦卑,从而强化了构图的鲜明特征。与此同时,圆形轮廓阻隔了天使群的清晰视域,只露出他们的头部、躯干和几只手;只有假设他们都紧紧地挤在一起,外边缘的三个天使才被看成与圣母以及两个跪着的天使同处一个平面。圆环内两位手托皇冠的天使几乎没有艺术性的必要,人们宁愿想象它们盘旋在圆形画的边缘。
 
旧有的半圆构图程式,如卢卡·德拉·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的《圣母加冕》(the Coronation of the Virgin),会给天使更多的移动空间,让他们和圣母保持较远的距离;在《尊主颂》中,天使们接近圣母时带好奇的羞怯也暗示了这点。他们迄今一直恭谦地停留在神像光晕或圆形浮雕之外,现在好像犹豫不决地靠向玛丽亚,在门内任职。
 
还与罗比亚密切相关的是,桑德罗为他的天使注入了优雅且真挚的宗教感,灵化了承自他老师弗拉-菲利普画派那种神情麻木的肉身。通过桑德罗的艺术,这些佛罗伦萨唱诗班的冷淡被深化为一场白日梦:它并不是无动于衷地来到观者面前,相反,它是一种神秘而个人化的忧郁——如今,波蒂切利教派的信众们对其虔诚的享受已变成一种膜拜行为。
更愿意了解和跟随桑德罗而不是善感地崇拜他的少数仰慕者,往往不会出现在《尊主颂》画前,他们聚集在《维纳斯王国》那儿。
 
文杜里(Adolfo Venturi)和现存素描的归属已各自表明,《维纳斯的诞生》和所谓的《春》的灵感来于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他是洛伦佐·德·美迪奇的博学友人兼同一个圈子里的诗人。波利齐亚诺赞美朱利亚诺(Giuliano)的意大利诗《吉奥斯特纳》(Giostra)描写了朱利亚诺对“宁芙,西蒙内塔”的爱慕,其中的片段以仿古诗体复活了从浪花中诞生的维纳斯(Venus),美惠三女神(the Graces) ,春神(the goddess spring),泽弗鲁斯(Zephyrus)和佛罗拉(Flora)。促使波利齐亚诺写下《吉奥斯特纳》的原因也激励着桑德罗首次为神话观念中的同一个混合物赋形。洛伦佐和朱利亚诺双双爱上了早逝的西蒙内塔·韦斯普奇,如同但丁对贝雅特丽齐,彼特拉克对劳拉那般充满骑士精神的爱慕,西蒙内塔的形象也被聊以安慰地象征了维纳斯——复苏万物的主宰者。在爱神的宫殿花园中,桑德罗已经建立了一个神秘的,新柏拉图式的灵魂崇拜的古代图像。
 
一处多情的追逐场景打破了这种忧郁的宁静,泽弗鲁斯(风神)追逐着佛罗拉(花神),花神的唇间绽放出了春天。这一不寻常的细节表明了波蒂切利对奥维德(Ovid)出人意外的服从,花神被风神碰触后获得的特殊魔力,其唯一的权威来源便是奥维德的诗篇;更为重要的是,这组逃离的花神和追逐的风神正是以奥维德的描述为蓝本,从头发到衣服上激烈配饰的形式细节。
 
另一个尚未被注意的平行来源是马尔科姆(Malcolm)藏品中的波蒂切利素描,它带有生育的寓意。一个运动中的年轻女人,束起了衣裳,头发飘扬,右手拿着一个装满苹果的角状大容器。她的左手牵着两个运送葡萄和其他水果的天使(putti)。她是出现在奥维德诗中的宁芙,当河神(Achelous)讲述自己头上被赫拉克勒斯在一对一战斗中夺走的号角,如何被仙女们用苹果、芬香的花朵填满,制成了富庶的号角:“于是他说, 一个宁芙,系着月神黛安娜式的衣服,头发散在肩上,向前加速,将秋天所有的收获装进贵重的号角,拿美味的苹果当甜点[《变形记》9.89]。

起伏贴身的衣装和柔顺的头发环绕着大踏步运动的身体(天使们是一种无关紧要的附加物,用于扩充秋季水果的种类);这些同样是波蒂切利坚定追随的灵感母题库。抛去不加思索地轻信关于桑德罗“对古代的天真解释”这种陈词滥调,如果我们试着欣赏他对文学的忠实不是因其顺从的个性,而是他自发地想要孕育革新,那么我们将不会因艺术家对文本的顺从而感到“沮丧”。
 
桑德罗并不满足于凭性情来表现冥想情绪的精微细差。他想成为一名剧作家而不只是个抒情诗人。在此,波利齐亚诺的古典学识满足了波蒂切利的想象需求和有意识的野心。这免去了艺术家创作中的顾虑,强化了他对某些特定主题的偏好。
奔跑的“宁芙”|弗拉-菲利普,波蒂切利,吉兰达约
一个匆忙而有活力的女仆形象已出现在菲利普的画中;但是,直到波蒂切利熟悉了艺术和文学中的古代宁芙(nymphs),这一正在奔跑的女性形象才获得了生动而自信的美,并在他的西斯廷礼拜堂壁画中首次登场。在那儿,平托瑞奇(Pinturicchio),西诺雷利(Signorelli),罗塞利(Rosselli)和吉兰达约(Ghirlandaio)都经由桑德罗了解到这位佛罗伦萨宁芙被修饰过的化身在艺术中的地位。

波蒂切利化用古代 (antique),如同使用一位年长又阅历丰富的同行的素描集;一页又一页的刺激物并没有影响到他对自然微小而准确的研究,也没有将手法主义引入他的语言形式,尽管小型的“西蒙内塔画像”群已经出现了一些受维特鲁威理想化比例体系的影响迹象。
 
古代作为均衡和克制之美的源头是我们自温克尔曼以来熟知的古代的标志性影响,相较而言,这在十五世纪后期并不是很重要。在意大利社会,庆典游行中的古代神话形象,并不是石膏模型而是充满生机和色彩的人物,异教徒的生活乐趣(joie de vivre)由此在市民文化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在文艺复兴早期,一幅版画中的巴克斯(Bacchus)和阿德里涅(Ariadne)被视为古代的完美化身,这件作品可能源自波蒂切利的一张素描。正如卡图卢斯(Catullus)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众神充满生机的世俗化图像,巴克斯被酒神女祭司们的狂欢合唱所包围,在节日庆典中登上了他的战车,佛罗伦萨仿佛真的看到了他:洛伦佐·德·梅迪奇为此亲自写下伴奏的凯旋之歌。这首歌的唱词在今天听来,像是那些久远岁月的哀挽回声:
 
Quant'è bella giovinezza
Che si fugge tuttavia!
Chi vuol esser lieto,sia:
Di doman non c'è certezza.

青春多么美好,
然而终要消失!
想要幸福的人呐,要切记:
明天什么都说不定!
可拉的叛乱|波蒂切利|1481

波蒂切利在西斯廷礼拜堂的壁画展示了他作为宗教图解者和当代历史画家全然不同的视角。他与平托瑞齐,罗塞利,吉兰达约,佩鲁吉诺(Perugino)和西诺雷利一起,奉命绘制和基督生平并行的摩西事迹,这遵从了中世纪神学中将旧约和新约置于平行关系的主张。
 
《可拉的叛乱》(The Rebellion of Korah)是波蒂切利画的三幅壁画之一。背景中的凯旋门忠实地照搬自君士坦丁凯旋门 (the Arch of Constantine),拱门上的铭文解读如下:“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惟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这解释了和对面墙上佩鲁吉诺的《基督将钥匙交给彼得》的内在联系:旧体系和新体系中共有的庄严制度和对神职尊严的维护。就像波蒂切利为《神曲》(the Divine Comedy)画的插图,让但丁和维吉尔在同一幅画中频繁地出现,在摩西扮演愤怒审判者的连续场景中,我们会发现他出现了三次,这虽然违反了画面空间的一致性,但符合文本的要求。所以在壁画左边,摩西下令裂开地面吞掉可拉的同伴;在中间,他召唤出复仇的火焰;右边远处,他被渎神者的石头砸中,仓皇逃离。
 
祭坛旁的三个人物,在火焰的环绕下绝望地比划着,这表明了波蒂切利对指定的姿势语汇的无能为力,他无法为最深层的激情找到简洁而有力的表达。在君士坦丁凯旋门的古典背景前,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三位异教牧师: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像可拉的追随者一样,在献祭时被击倒。这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母题:波蒂切利的助手菲利皮诺(Filippino),曾为《可拉的叛乱》创作过一个素描构图(存放在乌菲齐的素描馆藏中),继维吉尔之后画了拉奥孔之死《A Death of Laocoon》,比拉奥孔群雕的出土时间早了二十五年。这组精湛的群雕将垂死挣扎分为三个部分,揭示了古代艺术保持动态平衡的能力。等到群雕被发现时,意大利绘画已经抑制了它的装饰倾向,熟练地转为具有纪念碑性的三维构型:西斯廷礼拜堂的墙壁也被置于米开朗基罗的天顶画之下。

由于穆勒(Müller-Walde)近来的研究,他对桑德罗、菲利皮诺、佩鲁吉诺和吉兰达约这些同时代艺术家的作品做出了富有学识的判断:“桑德罗·波蒂切利是一位卓越的画家和壁画家;他的作品具有男子气概的表现力,是借助深思熟虑和均衡比例而被创造出来的。”他同时也批评了菲利皮诺“过甜”(piύ dolce),佩鲁吉诺“太甜”(molto dolce)。显然是成熟的考虑,而非迟钝,使他认为桑德罗的个性具有刚健且果决的品质。
 
在公众享乐中,把波蒂切利的本质伪装成“亲切的天真”或“迷人的忧郁”是现代感伤修辞的特权。但波蒂切利的艺术性情并不是只为炫耀的优雅衣饰:它是一只合拢的贝壳;用理性艺术家所欠缺的工具打开它,是他在世所画作品中有意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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